就是在2009年七八月李钧到任7天伊始，7天把国内市场分设为南方区和北方区，设置了直接由总部控制的两个大区总经理。李钧并不认为这种“变故”会 带来什么冲突，“所有的店长也都是直接对总部负责的。”7天现有的绩效考核不是每个店以独立的目标和利润指标，而是看它给7天整个网络带来了多少贡献。
北方区总经理是干什么的？李钧说，“我的工作就是帮助解决各分店吃喝拉撒的事情。”
7天北京学清路分店的店长王星解释了两者的区别，“店长负责经营性事务”，而李钧则帮助解决诸如“消防、工商”等与直接经营无关的事务。
7天此前对各分店实行放羊式的管理，店长们大权总揽，可以调动一切资源；而总部则基于IT系统将单店经营划分为“收益支持中心、销售支持中心、人事支持中心和服务支持中心”这四条线进行管理。以财务为例，7天10多家店才有一个会计，而所有会计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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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部而不是在分店，现金必须每天都自动转移到总部。这也无形中降低了人力成本，因为7天的分店上面没有区域经理，也没有总监。
李钧坦承，“店长是7天最重要的资源”，南北两个大区的存在只是为了店长们更好地工作。
然而，这一切显然正在发生变化。2009年郑南雁发明了“区域执政官”这个概念，北京学清路店的店长王星和朝内大街店的王伟就是7天首批的“区域执政官”。他们俩以北京的中轴线为界，把7天在北京的所有分店一分为二，王伟是东边的“区域执政官”，而王星则执掌另一半。
“我们起到的是协调作用，”王伟说，“我所负责区域的分店的意见和需求，可以通过我直接传达上去。”王伟现在的工作除了管理好自己的店外，还需要花更多时间“服务其他店”，因为这个职位是区域内所有店长推举的，他需要帮助“提升区域内的业绩、协调店长及财务、绩效考核”但却没有直接管理这些店长的权力。
再造团队
这也必然改变7天的“权力团队”。在刚创业时，7天的核心团队只有郑南雁以及同样是技术出身的师弟林粤舟。据说当初郑南雁离开携程时，梁建章的要求就是 “不许带走你的团队”。此后的2005年6月，李春田加盟，为7天的营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此后加入的韩俏帆负责运营而黄骥则着力于项目开发。
“人才是中国企业的稀缺资源。”英联投资中国区总裁林明安说，但如何引进人才、如何让不合适的人离开，却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。“这需要企业CEO对这个问题有很清晰的认知。”而郑南雁身上的特质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年英联对7天的投资。
上市之前的7天，引入了陈伟成作为自己的独立董事。这位李宁的前CFO，一度被资本市场认为是最好的CFO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尽管没有明文规定，但陈伟成在帮助7天的CEO和CFO学习如何应对资本市场以及如何处理和投资者的关系。
但这种体系是否能惠及普通员工，让他们在7天也能“快乐自主我的生活”？同样在2009年，7天内部开始着力“快乐文化”的建设，对店长的考核指标之一就是员工的快乐指数。2009年开始为了提高单店营收，7天开始增加一些店内其他商品的销售，“销售所得按一定比例上交给总部之外，其余的则由各家店的基层员工所得”。
“7天的店长流失率非常低。”李钧说，除了极少数几个“犯了不致命的财务问题”而被清除出去的。
这点得到了王伟的认可，他认为在7天可以“快乐自主我的生活”，而这是7天整个集团的口号。
这种感觉，在店长有可能影响公司的决策后变得尤其真实。包括王伟等在内的区域执政官，还会在内部选出“九大立委”。这个由9个店长组成的“立法会”， 有权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决策进行审议，而且这9个店长每个月还要开一次内部会议，讨论各分店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是否需要改进，并反馈给其他店长。这是7 天 2009年的创举。
“7天‘管’的思维方式，还会承续放权的哲学。”郑南雁说，总部的权力会不断缩窄甚至限制，同时对分店不断放权。
